2022年6月22日晚，由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主办的芗江史学讲坛——“家史与国史：从农村家庭史看中国现代史”在校本部综合楼南区503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著名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主讲，历史地理学院院长王建红教授主持，历史学（师范）专业师生分别在会场及线上参与，此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十几所高校的师生在线旁听了本次讲座。

王建红教授首先代表全院师生对宋教授致以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宋怡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研究工作。宋怡明教授从陕西农民侯永禄的日记材料出发，深入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农民行为”、“家庭结构”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有史，家有谱”，宋教授首先就“家谱”与“国史”的关系展开讨论。他以个人对明清华南乡村的研究经验为例，指出作为基本生计单元的家庭对于展现并帮助研究者理解宏观历史过程的重要作用。同时，作为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农村问题贯穿中共的发展历程，乡村社会的延续与断裂也成为理解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要一环。因此，宋怡明教授认为，在这一特殊的时段下，发生在中国农村中的家庭结构变迁更加值得注意。

基于以上认识，宋教授以陕西关中农民侯永禄的日记为主要史料，试图在其个体生命史中探寻家庭的生命周期。在对侯永禄个人及其日记进行基本的介绍后，宋教授选取了不同时间节点上侯的经济状况与阶级身份，讨论了这些要素变动与家庭结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与官方以“剥削与否”为标准的阶级划分依据不同，家庭结构或许是建国初期民众阶级身份获得过程中的更深层原因。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侯永禄经济状况的起伏与阶级身份的获得与其家庭结构变迁有着相当强的关联。

在集体化时期，经济状况/阶级身份与家庭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关联性被侯永禄这样的普通农民所精准感知。一方面，侯永禄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了其中农身份对其他家庭成员在参军、婚姻时可能产生影响的忧虑；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时期根据工分分配口粮、根据人口数量分配自留地的有关收入政策导致人口数量成为家庭收入的核心要素。宋教授认为，侯永禄对以上两点的准确观察和正确理解进一步影响了他与妻子的生育行为。从侯永禄的“小家庭”出发，或许便不难理解这一时期以家庭平均人口数量增加、性别比例有所调整为特点的家庭结构集体变迁。宋教授对侯永禄对集体化时期宏观政治经济认知情况的讨论，呈现了普通农民对于政策的精准理解与把握，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做出的权衡与选择。

农民的理性思考与实践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存续。宋教授基于侯永禄及其子女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历，分别讨论了包产到户后家庭人口与劳动比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及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宋教授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因于作为一种传统的农民“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这种理性的精神传统使侯永禄——及无数普通农民——得以准确认识、分析不断变换的官方政策，并在其中敏感而灵活地改变自身行为，重塑家庭结构。回归到宏大的历史框架中来，宋教授指出，这种精神传统在“传统”与“近代”社会之间延续演进，维系着个人生活、家庭结构与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的互动。

宋怡明教授的讲座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对近现代中国农民行为、家庭结构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重审。与此前将“传统”与“近代”中国割裂的研究框架不同，宋教授对侯永禄生命史的考察，勾勒出了一个延续的家庭生命周期。在波澜起伏的时代洪流中，微小的家庭单位却呈现出了规律的周期性循环。正如宋教授的核心论点所指出的那样，这背后是一个存续的精神传统，以及在实践层面，每一个普通民众在为安稳生存而进行的智慧、理性的选择。

在提问环节，来自校内外的师生在现场与线上与宋教授就讲座中的若干疑问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王建红院长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盛情邀请宋教授来校访问。在全场师生热情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图片/谢小燕
文字/李天玥